一个故事中，人物的行为、时间的流逝、环境的变化等多方因素会引发不同的事件。西摩·查特曼（SeymourChatman）将叙事事件分为关系到故事走向的核心事件（主要事件）和具有一定情节作用的从属事件（次要事件），提出“核心”是在朝事件前进方向上引发问题之关键。
罗钢在《叙事学导论》中引用了法国叙事学家巴尔特对“核心”与“卫星”事件的定义，指出前者属功能性事件、后者属于非功能性事件，这一定义与西摩·查特曼的观点不谋而合。在我国21世纪电影文学中的农民进城叙事中，“进城”往往是所有事件中引发农民行为和心理变化之“因”。
多数作品通过不同个体之间矛盾，反映出城乡二元对立的冲突，这个冲突之“果”往往也就成为了故事情节的核心与结构上的“高潮”。任何一种叙事形式都会对矛盾和冲突的进行安排与展现。
在21世纪中国电影文学的“农民进城”叙事作品中，农民与市民首先便具有身份上的对立。对身份的认知引发双方冲突clash如何订阅ssr，形成围绕“我是谁”展开的“彷徨—寻找”的冲突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进城谋生者与城市居民难免纠葛。
基于身份冲突和部分位高权重者的以势压人，利益冲突在所难免，“争抢—拉锯—尘埃落定”成了这类事件的常见规律。再加上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浸染，第三重对立——表达与习惯差异带来的文化对立便呼之欲出。
在这三层因素的影响下，进城者与城里人、乡村文化与城市现代化文化间的冲突几乎一触即发。由城乡二元对立引起的冲突自然而然会成为故事高潮与核心事件，也就是开端与结局之间最为重要的叙事情节结构。
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认为，二元对立式城乡关系是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形成的，而我国的城乡对立也受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户籍制度的影响。
改革开放虽然渐渐放宽了以往僵化的户籍限制，但要从外在行为和内在心理两方面完成对农民身份的认同与转变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就如尤凤伟《泥鳅》借农民出身的国瑞之口说的：“一个人的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从前的出身是‘阶级成分’，现在的出身是出生在哪块地方。生在农村和生在城市，两者的命运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
进城者的“农民”或“农民子女/农民工子女”身份似乎就是原罪，“低下”的地位也如鬼魅一般和这层身份如影随形。《欢迎你到城里来》中牛顿穿上冒牌耐克鞋时笑问父亲：“爸，我穿上耐克鞋是不是和城里孩子一样？”父亲也笑着鼓励孩子，期待现代化教育能够让孩子变得像城里人：“以后你就是一名城里的学生！”而城里人对进城者则报以轻蔑态度。
在金钱实力影响下形成的消费观上，城里人随随便便就能买下620元的正牌耐克鞋，而进城农民只能挑挑拣拣买下的30元一双的冒牌耐克，还得眼巴巴地等着辛苦钱从老板手里回来的一天。
在21世纪电影文学的进城叙事中，由于身份和地位上的差异，即使进城者能拧成一股绳，他们依然势单力薄，斗不过各方面实力雄厚的城市中产阶级乃至老板级别的“资本家”。
究其原因，学者陈一军提出农民身份的低下根源在于城乡分割的户籍政策，这种政策是一种“对广大农民而言具有身份制特点的歧视性政策”，造就了农民地位身份的普遍低下也形成了农民国民待遇的严重空洞化。
《史记》有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利益摩擦都是最容易引起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的原因之一。
在贫富差距分明、身份地位悬殊的城乡二元对立条件下，人们更容易为了各种各样的名利殚精竭虑，不择手段，利益冲突随之成为我国21世纪电影文学中农民进城叙事里体现城乡二元隔阂的又一代表性现象。
《上车，走吧》中，导致刘承强、高明两位进城失业的直接原因是同行之间的恶性竞争。大头和大英子自恃是城里人，一直看不起从山东农村来的两名小伙，经常言语挑衅、路遇别车，以各种方式打压二人，还在得手之后直呼：“太来劲了，这回给老冒整得够戗！”
高明气不过砸了大头的车窗泄愤，被大头和大英子逮住一顿狠揍，刘承强来救高明也弄得一身是伤。后来高明和刘承强创新吆喝乘客的方式上了新闻、名利双收，大头又开始琢磨歪点子，不仅设法没收了他们的车，还在车取回来后断了轴承引发恶性交通事故，彻底逼二人无法在北京的小巴行业立足。
《农民工》中的冲突则是进城者进城数年后观念变化引发的以利益冲突为主、情义冲突为辅的双重冲突。陈大成和好兄弟邱茂盛为了工程质量和金钱之间的取舍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大成坚持质量上该花钱就得花，哪怕返工重做、停工整顿也在所不惜，而已被金钱至上主义收服的茂盛私底下依旧偷工减料，为了不被揭穿上下打点准备蒙混过关。
大成讲良心，茂盛讲经济效益，竟然各自将“董事长”和“总经理”身份搬出来压对方。茂盛指责大成不顾多年打拼的情分，不该放弃获利的机会，而大成说：“你不能要钱不要脸！当初人家不把我们当人看，我们死乞白赖的想当个人，人家现在看重我们了，把我们当人看了，我们自己却不把自己当人看！
你的眼里只有钱。”茂胜回应：“没钱行吗！我们当初要是有钱，我们会离开家吗！如果有钱，我们会在街上让人像狗一样打吗！如果有钱，二牛会死吗！”二人随后爆发肢体冲突，最终吼着“今后不是兄弟”分道扬镳。二人的冲突起于观念与利益，终于断义，这段情节曾令不少观影者潸然泪下。
《走来走去》中村女彭明菊与教练陶苇之间爆发的也是以利益为主、夹杂感情纷争的多重性质冲突。明菊因与城市中人迥然不同的清新气质受到了陶教练男友、摄影师刘哥的关注，陶刘二人拌嘴时陶苇质问刘哥是否喜欢明菊，刘哥为了气气陶苇，答出了一句“那也未尝不可。”
陶苇开始心生不满，但并未真去计较。不久明菊走红成为媒体焦点，陶苇整个模特团队的成绩与荣誉也被归功于明菊一个人的功劳，连自己教练的身份都失去了光彩。到荣誉与利益被抢的时候，陶苇对明菊的态度迅速由惜才转变为嫉恨，即使明菊并没有错，她依旧将明菊遣回农村。
这类冲突既体现了进城者与城市居民在金钱、名誉等方面的锱铢必较，也展现了部分进城者在多年城市观念侵染下价值观的变化与异化。
由于曾经长期推行二元体制，我国城乡差距愈发明显，环境的不同必然为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带来迥然不同的文化与生活习惯。
农民刚入城时看到灯红酒绿的街景、川流不息的交通、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也常常使他们感到自己与城市之间的疏离，而文化与生活习惯乃至其背后的观念冲突加剧了他们与城市之间的疏离感。对于进城者而言，比起外在的财富差异，个体之间内蕴的处事方式、生活行为及其背后反映的文化差异可能更让他们深深在意。
这是与乡村浑然天成的“乡土性”文化特质相对应的“城市性”文化，它也给进城者的社会融入造就门槛，对“乡土性”的环境中形成的心理、思维、生活习惯做出显性或隐性的要求，就像是现代城市对进城者提出了一个“试用期”。
《初三初四看月亮》中，引发香梅和邻居韩涵冲突的导火索就是城乡身份带来的文化与生活习惯差异。香梅不懂城市人打交道的方法，看着韩涵用完水没马上关水龙头，“哎呀哎呀”地大叫“看你浪费的！”扑上去灌水，吓得韩涵把刚洗好的东西全掉在了地上，翻白眼儿走人。
过了一会儿香梅又好心办坏事给仙人球浇了一盆水，还秉着乡下邻里物件共享的习惯拿了韩涵家的拖把杆子拍自己家晾晒的被子，这些落入城里邻居眼中就是多管闲事和不讲卫生，香梅委屈：“我还不是好心啊，一块地里两开门，邻里邻居的。”最后香梅不得不为适应城市生活调整了习惯，日子才慢慢走上正轨。
《十七岁的单车》中，农村出身的少年们来到飞达快递公司应聘员工，经理给他们上的第一“课”就是形象指导：“刚才已经给你们洗完澡和理完发了，为的是改变你们的形象，让你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孩子能够代表我们这个公司融入这个社会。你们的形象就是公司的形象。”
《欢迎你到城里来》中，牛春生带牛顿洗澡时也教导儿子：“洗干净一点啊，这城里人呢最看不起咱乡下人不洗澡了。”经历文化适应后，五富对高兴抱怨道：“哥，还是乡里好，没来城里能把乡里给恨死，来了城里才知道快乐在乡里。
城里不是咱的城里，狗日的城里！”在城市文化的欺压下，文化与生活习惯冲突呈现了“城贵乡贱”的文化认定与城市主体对农民工的消极的群体记忆，并内化为日常生活与叙事中的各种歧视性现象。这是城市过于高傲、冷漠、固步自封的武装clash如何订阅ssr，，也是进城者因身份与地位对立、利益冲突乃至现代化思想水平与文化素质的落后的败阵。
所幸，国家日益重视对进城农民的关怀与保护，支援务工者的福利工程、政企联手打造的新型工厂、政府出力代民讨薪并惩恶扬善的新闻越来越多，在叙事中也有一定篇幅的展现。进城者的境遇在改善，但要真正过上城市的好日子还需要与城市进行漫长的磨合和一定的抗争。
在我国21世纪电影文学的农民进城叙事高潮中，城乡二元对立既是所有冲突的背景，也是其孕育的环境和原因所在。其间体现了复杂、深刻的多面矛盾与错综难解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批判了诸多社会底层的不公现象clash 去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