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惴惴不安的情绪中，被普遍认为埋下动荡引线年即将过去，从殚见洽闻的学院教授到长袖善舞的老道政客，从选情倾覆的发达国家到扑朔迷离的战乱地带，再也不会有人怀疑，基于均衡和稳定的惯性正在消失，就像得知所乘列车脱轨的焦急乘客，虽不见得祸在旦夕，却少不了面对不确定性的焦虑症。
这不再是可被允许的局部风险，而是世界秩序的失灵隐患，巨大机器产生故障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片齿轮能够幸免，尽快接受和承认坏的结果，然后重新调整经验储备，这是必须摆上议程的备选计划。
由塞缪尔·亨廷顿创办的《外交政策》刊发了这篇文章，我将它翻译了过来，希望你也可以同样从中受益。”
不要再把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随意归咎给工薪阶层过低的时薪，或者是为民粹主义铺了路得金融危机。从数据上来看，引线已经早在几十年前就埋下了。
英国的脱欧公投和美国的特朗普当选，两件事接踵而至，让全世界的国际政治分析员措手不及。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全球的领导者，现代国际贸易制度的奠基者，怎么突然就走上了孤立主义和重商主义的道路？
在最初的震惊过后，我们倾向于把这一切归结于一系列偶然因素，那些也许最终会如我们所愿消失掉的偶然因素。也许英国和欧盟的关系会继续保持现状。也许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的大批失业人士在选举里故意乱投票来显示对抗。也许几年后，一切又都会好转。
然而公众舆论的数据显示，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特朗普当选都不是偶然的时运安排。相反，它们都是全球化项目长期运行之后导致的深刻裂痕。几十年来，全球化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导致了很多公众舆论的重大变化，包括民族感上升、对移民的反感、对于国际机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质疑等等。这些动荡的民意一直在给全球化敲响警钟。它们甚至已经在俄罗斯、委内瑞拉、菲律宾等国家里促成了政治上的变革，而如今已经将影响力覆盖到了西方民主国家，从而形成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这样的事件。
首先，全球化的悖论之一就是，随着国际间旅行、贸易、移民的增加，人们对于国家和民族的依附感却有增无减。自从1981年以来，欧洲世界观调查针对民族自豪感进行问卷调查，选项有「非常自豪」、「很自豪」、「不太自豪」、「不自豪」四个等级。近年来的结果显示，不仅仅是在专制政权国家类似俄罗斯、■■等地有着民族情感热潮，在类似德国、瑞典和荷兰这种后民族国家里也出现了民族自豪感的回归。激进的民族自豪感和「新」政党们相伴而生，例如瑞典、德国选择党以及荷兰自由党。
民族自豪感这种情绪不需要以沙文主义或者民族主义这种有着潜在威胁的面貌出现。这种情感只是一种认可和情绪，让人们感到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成就是值得保护、促进的，有着某些特殊的价值。这种自豪感可以被精明的政治家们当做应对外敌的工具，或者指向替罪羊的刀枪，「夺回控制权」或者「让国家恢复原貌」是民粹政党常用的口号和宣传攻势。
第二，就像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克里斯蒂·韦尔泽等学者说过的，过去三十年间西方社会以一种显著的方式变得更加宽容，包括在对待同性婚姻、堕胎、离婚、软性毒品等方面。然而在「生活方式宽容」的另一侧，人们对不同种族或者宗教所应抱持的「身份宽容」上，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移民的敌意与日俱增。
当对生活方式的宽容和对移民的不宽容两种情绪对撞的时候，矛盾的思辨就出现了：是不是所有群体和族群都应该被宽容？于是社会中开始出现了激进们的生存空间，他们开始用「国民生活方式」这种理论去对抗那些还没有融入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新进移民。荷兰的平·佛图恩，一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政治家，就用他毫不遮掩的恐伊斯兰主张召集起一个新兴极右翼社团。同样的具有欺骗性的言辞，还培育出了荷兰的新自由党，以色列现在的民族主义者，法国的玛丽娜勒庞，以及像布赖特巴特新闻编辑米洛扬诺普洛斯这样的特朗普支持者们。如果确如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以及皮帕·诺里斯等学者预言的，伊斯兰和西方世界之间的矛盾持续上升，甚至盖过了原本应该追求的社会自由，那么全世界的媒体和人民就会把这种国际矛盾转化成社会内部的矛盾，而这种内化了的矛盾形态会重塑所有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这也许就是21世纪以来，以色列的西方政治模型坍塌的原因，原本延续着中-左路线的劳动党，被现有的少数民族主义政党利库德、家园党和前进党取代。
国家认同感的抬升和对移民的怨恨增加，相应也增加了人们对于国际机构的怀疑和不信任——包括欧盟、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其中在欧洲的表现最为明显，下图是欧洲价值观研究组织的数据统计，调查显示了受访者1990年来对欧洲共同体以及1995年来对欧盟的信心程度。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对欧盟的质疑之声就在其主要成员国中扩散开来。随着欧元进程和本世纪初欧盟宪法条约的推进，欧洲一体化工程似乎来到了一个顶峰，而正是在这个高峰点上主流欧盟成员却并不信任欧盟本身。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推进实际上违背了民意——就像荷兰与法国在2005年反对欧盟宪法的公投，爱尔兰先后在2001年和2008年拒绝尼斯条约与里斯本条约。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则显示出了精英团体领导的一体化所具备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在全球治理范畴更为显著。
为什么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们变成了民族主义者，大规模反对移民，并且开始不信任国际机构？有一种声音认为，这种变化是由导致民众财富缩水和失业潮的经济危机所引起的。但是很显然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因为经济发展停滞趋势已经持续了30年。更准确的答案应该是，这种转变是国民内部的国家主权意识和国际精英团体推行的全球化之间，存在的一种固有的紧张的心态冲突。而这种紧张的局面现在到达了濒临崩溃的突破点。
在跨国条约、贸易协定以及国际机构的作用下，全球范围内国家间经济和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这种紧密让国家内部政策的可选择性也随之下降了。那些正式的非正式的条约正在发挥限制作用，例如，欧盟内部公民的自由往来规则，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要求的庇护责任，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财政赤字范围，以及被全球金融投资流向影响着的经济增长负担。就这样，从企业税收、控制移民，再到财政和货币政策，国家的精英阶层们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提供让民众满意的政策。因此他们会指责国际机构，对那些他们私底下无法容忍的事情不作为。在这种情形之下，就像希拉里说的，政客们只能「既有公开的立场，也有私下的立场」。
全球化的市场和组织已经大大削弱了将民意转化为公共政策的机制，这种情形带来的「民主赤字」让公民们对民主制度丧失信心，也打击了民主制度本身。与此同时，那些正在进行「全球治理」的机构不仅无法提供公众参与渠道，而且还直接抛出治理的结果。例如对全球贸易失败者的补偿，或者对某些国家地区的生活方式以及公民身份的保护。就像萨默斯，这个全球一体化的倡导者之一，所说的，全球一体化政策这个项目「被精英们推进，为精英们推进，而绝少考虑普通民众的利益点」。
这失败的局面导致了一种危险的动荡，而其后果现在已经无法忽视了。在很多国家，对于愈来愈趋于同质化的政治决策的反抗，都来自政党或者某些在野党的运动，例如茶党运动、特朗普、以及欧洲大部分的左翼和右翼政党们。这些运动的主张都明确地反对上层和国际化的精英阶层，他们不无理由地指出，这些精英阶层都在无视民众的要求和政策偏好。实际上在很多国家中左右两派政党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小，民众们利用手中选票来改写政局的判断依据关闭clash无法上网，仅仅是被选政党是否拒绝了现有的政治传统规则。这样一来，随着当局政治家们对民众的回应减少，民众就愈发远离民主政治。
最后会走向何方？历史给我们的答案可并不鼓舞人心。在一战前夕，大家都坚信英国、法国和哈普斯堡皇室建立起的新自由主义秩序clashoftheempires，然而这个世界却依旧被拉入了混战和大萧条之中。在精英主导的全球一体化区域里，1989年后尝试建立合法跨国机构的努力显然是失败的，反而让所有民主国家成为了公民身份认同、安全感和忠诚度的第一输出来源。现在，传统的民族主义者们获得了他们觊觎已久的力量，而全球治理的未来正掌握在他们手中。重要的是，他们能否找到平衡国家主权利益和跨国合作的新办法，或者，重新把我们带回重商主义和大国竞赛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