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贯穿古今的科技发展主线世纪末出现分裂的迹象，金融危机后愈益明显，贸易战，进而技术战，科技发展不再“跨越”和“超越”，而是与文明冲突交互。可以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理解“分裂”之因。“内在”包括科技本身，特别是“科技黑箱”和马斯洛需求层次提升的影响；“外在”即全球化加剧国际的利益之争，涉及经济、技术和文明层面。利益、科技、产业和价值观可以在不同层面沟通不同文明。科学技术不仅是“用”，而且是“体”。科学活动所形成的精神和规范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同时也是不同文明之间“公约数”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社会的演化复杂而又曲折，时而停滞甚至倒退，其原因是各国各民族自然与人文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不同，选择的道路不同，以及由此发生的彼此间“文明的冲突”。虽然如此，其中依然有一条自古至今，跨越民族和国界，超越文明冲突，清晰可见的主线，那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
然而，这条贯穿古今的科技发展主线世纪末出现了某种分裂的迹象，并且在金融危机后日渐明显，科技发展不再“跨越”和“超越”，而是与文明冲突交互。文明冲突干预科技发展路径，科技发展影响文明冲突态势。
人们从不同角度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譬如根据某某“主义”的划分，但是实际情况复杂得多，充满个案甚至反例，在学术界也难以形成共识。至于远古古代近代现代后现代的划分方式，没有内涵，仅以时间划分，几近于同义反复。相对而言，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等划分方式，具有较大普遍性。托夫勒的“三次浪潮”也得到普遍认可。之所以如此clash软件犯法吗，在于这两种划分基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因而对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具有超越性。
科学发展规律。大体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观和知识论等四方面理解科学发展规律。本体论有量子阶梯和相关的运动形式两个视角。
先看量子阶梯的视角。近代科学以降，科学家从宏观世界感官所及之对象，如气体等入手，提出原子-分子论。20世纪初至今，科学沿量子阶梯向三个方向发展：向上、向下，以及扩展。向上，指由原子分子生物大分子细胞生命大脑，探讨量子阶梯更高的层次，自然界中越来越复杂的存在clash软件犯法吗。向下，在微观上是核与电子、质子中子、夸克，最新的发现是希格斯波色子；同时伴随着宇观尺度的推进，白矮星、中子星、黑洞；微观与宇观共同指向奇点，宇宙起源。
第三个方向是扩展。近现代科学主要是抽象，由现象揭示确定的实体、本质和必然性，20世纪后，注重研究处于不同语境中的对象、主体，以及各种关系，关注演化、非线性、混沌、分裂，不确定已经成为“原理”。
运动形式的视角是基本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命运动、意识运动，以及微观和宇观物理运动。基本物理运动包括机械运动热运动电磁运动，之所以“基本”，是因为这些运动相对于其他运动最为“简单”（其本身还有众多未解之谜），以及为其他所有运动所共有。科学从基本物理运动着手，遂有力学、热学、电磁学，随后由简至繁，逐步进入化学、生命科学、认知科学，以及量子某某力学、极早期宇宙学等。生命科学和认知科学实际上包含了科学的所有门类。
认识论的主要依据是马克思的“两条道路”。[1]“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第一条道路排除主体和语境的影响，直至“抽象的规定”；第二条道路回到“表象”，是“具体的再现”，必然涉及形形色色的语境和不同的主体。上述量子阶梯的第三个方向已经涉及这一点。显然，第二条道路必然涉及复杂性科学。
在价值观层面，近现代科学排除来自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善与美的影响，为科学而科学，求真至上。当代则要求科学从属于社会，从属于善和美。
在知识论视角，第一条道路所得到的“抽象的规定”是非嵌入编码知识，超越特定的对象、主体和语境，可以共享。第二条道路回到现象，必然嵌入特定的对象、主体和语境，受到特定价值观的选择，是嵌入编码知识。虽然“嵌入”，但由于以非嵌入编码知识为“最大公约数”，放之四海而皆准，因而彼此间依然可以相互理解和兼容。
上述四个视角可以归为两个方面：科学活动与科学成果。科学成果固然重要，但毕竟处于“用”的范畴；更重要的是科学活动，是科学活动所培育的科学精神和科学规范，这是科学之“体”。
技术发展规律。技术的发展规律与科学发展规律密切相关，同时又有自身的特点，那就是与消费者，在更大范围是与社会的关系（军事技术因其特殊性而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以下从三方面讨论。
其一，人化。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与科学发展规律同步。在工业革命前，机械技术已经在钟表、八音盒等工艺领域得到充分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热机登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角是电机，染料、尿素、诺贝尔炸药，以及20世纪合成材料，属化工技术。20世纪末，生物技术问世，直至现在的人工智能。类似的观点还有“器官投影说”，由四肢、五官到大脑。技术的发展就是朝着人的方向，人工度越来越高，也就是人化的过程。
其二，材料能量信息，被称为人类社会三大支柱。远古及古代，石器、青铜、铁器，以材料的进步定义人类的时代；随后是蒸汽、电气与核电，以能源定义；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与之后，电话、广播、电视问世，开启信息时代。
其三，所有的技术产品和过程在消费侧彼此相关兼容，在供给侧前后相继，环环相扣，形成越来越庞大完善的技术产业体系。材料是载体，能源是动力，信息是沟通与整合的要素。
其四，马斯洛需求层次。如果说上述3点主要涉及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马斯洛需求层次则是技术的目的，关系到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关系。供给方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获得利润。如果达到某种垄断地位，还将获得对产业链上下游和需求方的权力。这种权力不是支配与控制，而是服务于利润。一旦到这个地步，就会扼杀技术发展的动力，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将打破垄断。
在需求侧，在漫长的岁月里，技术主要满足生存需求，衣食住行。近代以降，两次工业革命体现的是效率和力量。
虽然技术竞争激烈，但目标相对一致，供给方沿袭投入产出比，需求方讲究功能价格比。之所以可以“比”，是因为无论供给还是需求方，参与者在理论上平权，相互之间比拼的内容大同小异，基本上沿着科学技术发展的轨迹，技术的难度不大，进入门槛较低。
综上，直至20世纪中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之前，对于所有人基本上无差别的自然界，科学活动排除个人与社会的干预，科学认识要求达到“抽象的规定”，科学知识非嵌入，以及科学精神和规范，这是科学之所以“超越”的依据。技术“人化”的成果是人的身体，除了大脑之外的器官，满足对于所有人基本上相同的生理需求、效率和力量，竞争者的目标雷同、途径相似。相对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复杂多样，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指标清晰而一致clash软件犯法吗，这是技术之所以“超越”的依据。
分裂。20世纪末，随着互联网横空出世，在科技的发展途径中出现了新的情况，一些国家因自身特殊的国情而设置防火墙以屏蔽某些网站，但并不排斥科技本身的进展；或者互不信任，如各自运行自己的卫星定位系统。这种新的情况在金融危机后，特别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变得更为明显。美国既拒绝华为5G，也不准特定国家使用本国的科技成果。不仅美国的零部件不能供应华为，还不让华为参加很多国际组织，不能跟大学加强合作。郭台铭认为，未来将有两种5G，中国5G和美国5G。一个市场生产的设备可能与另一个市场的设备互不兼容，迫使各国、各公司在技术贸易战中选边站。两家欧洲电信集团正考虑为东、西半球建立分开的业务部门。
如果说贸易摩擦偏向经济层面，那么技术战就隐隐指向“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进入了相对纯粹的科学领域。美国指责“中国利用了美国科学事业开放性”；一些华人科学家辞职或被解雇；美国限制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签证、科学设备出口审查；不准非嵌入编码知识共享，等等。
倡导开源硬件的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包云岗感叹，[2]虽然每个人都有民族、国家、宗教等多重属性，但“为全人类服务”依然是大多数科研人员的终极目标，甚至信仰。但在今天看到的是目标的虚幻，信仰的脆弱。
可以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理解“分裂”之因。“内在”包括科技本身的发展和马斯洛需求层次，“外在”指全球化。
内在原因。在科技发展路径上，科学精神和规范依然有效，但科技本身的发展蕴含了分裂的因素。
其一，科学“向上”，进入生命运动与意识运动，技术“人化”，由身体、生理进而大脑、心理。人的身体、生理相似，大脑、心理多样。在国家层面，经济基础处于同样的“电气时代”，社会形态各异。科学的“扩展”涉及形形色色的主体及其所处之语境。
其二，在“第二条道路”上，科学回归表象，嵌入于社会，必然受到各异的制度，多样乃至对立价值观的影响。这两点是科技路径分裂在供给侧的依据。
其三，需求方的需求层次上升。严格说，需求方之需求层次上升并不属于科技本身的发展，但与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世界范围，发达国家进入后现代时期，人的需求由彼此雷同的生理需求进入心理和多样的自我实现的高度。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小康”。经过40多年的赶超，虽然还有艰巨的扶贫重任，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中产阶层，精神生活愈益重要。心理层面需求的一大特点是多元。这一点是科技路径分裂在需求侧的依据。
还需要考虑“国家”的需求层次，譬如“富强”，由此会导致相当不同的科技路径。各种文明对个人隐私的考量也有天壤之别。
其四，科技黑箱。[3]科技黑箱可以是软件或按一定程序运行的硬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集成于科技黑箱中，使用者无需知晓，只需按规则操作即可得到预期的结果。这里就存在需求方对科技黑箱，也就是供给方的信任，是否侵犯需求方的隐私、留有后门、植入病毒。
随着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是满足需求的一端在“人化”的道路上越来越抵达心理的高度，另一方面是知识链和产业链越来越长，换言之，供给方有可能在链的“沿途”，特别是源头（如操作系统、根服务器）控制需求方。再者，低端产品知识含量少，进入门槛低，复制、仿造、“山寨”即可；随着科技黑箱的知识含量越来越高，制造难度越来越大，难以山寨复制（如芯片）和替代，从而加大供给方对需求方的依赖。这就是所谓“依赖关系武器化（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4]
与此同时，科技黑箱越来越黑，供求双方的知识越来越不对称，供给方可以经由科技黑箱，在需求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支配控制需求方（如漏洞、后门）。精神需求看起来很美，但首先要实现包括可替代和透明等安全需求。
由科技黑箱引发的信任危机，给科技路径分裂的客观基础抹上了文明冲突的色彩，反过来加剧科技路径分裂的可能性。
最后，科学与技术的捆绑。科学与技术，技术一侧会更多受到文明冲突的影响，进而参与其间，可能造成某种恶性循环；而科学一侧将一如既往，超越文明的冲突。随着科学与技术日趋一体化，在科学一方必然受到与利益（利润、权力）不可分的技术的捆绑。在“向上”的路径上，譬如医学，是科学还是技术？生命科学中充溢着利益。美国NIH向中国研究者说不。科学实验随时可能摇身一变而成为技术。科学无国界正在成为往事。
外在原因：全球化。从哥伦布地理大发现、麦哲伦环球航行，人类社会就开始了“全球化”。直至20世纪中叶，总体而言呈现三个特点：其一，在时间尺度上，各国差距大，例如可以清晰区分工业国与农业国，不在同一水平上较量；其二，在空间尺度上，世界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和回旋余地；其三，产业链短，各国的关联不密切。
20世纪末至今出现了新的情况。其一，各国虽然还有差距，但差距已经没这么大，竞争加剧；其二，回旋余地缩小，各国之间近乎贴身肉搏；其三，全球产业链导致各国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缓解了竞争态势，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纷争，国界似乎也变得模糊。前两点致使各国的生态位窘迫，第三点实际上是各国调整自己的生态位，扬己所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态位之争。
在2005年到2006年间的一个论坛上，主持人向当时微软（中国）的负责人提问：“中国什么时候能有像微软那样的企业？”那位负责人纠正主持人说：“中国已经有了，因为微软就是中国企业。”为了攫取中国市场，当时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都自称中国企业。[5]然而危机正在酝酿。
2008年的金融危机改变了这一切，其中起沟通整合作用的第三点破裂，导致关系紧张的另两点加剧，在英国脱欧，特别是特朗普当选后尤甚。冲突在经济、国家实力，以及所谓“结构性”问题三个层面上同时展开。经济层面主要是贸易逆差、制造业回流、就业等，相对容易化解；国家实力关系到国际影响、国际地位；结构性问题则涉及深层的制度和价值观。
经济层面的冲突，简单说可以归结为“熵增”。在全球化中，资本、劳动力、资源等生产力要素的价格在全球摊平、趋同；这或许是“地球是平的”一言的最好注解。资本、技术、知识产权等从美国等发达国家流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享受世界工厂的廉价商品之时，劳动力价格也被拉低，说得极端些是享受中国农民工待遇。美国虽然低通胀且资本与精英获利，但整体被拉低，熵增；中国虽然也付出生态和维稳等成本，但整体提升。美国发动贸易摩擦，先是要中国补偿美国，以减少逆差；继而大幅提高关税，意在切断两国之间的熵流。特朗普的算盘是，虽然美国要付出代价，但中国的损失更大。
打关税牌的贸易摩擦基本上限于经济层面，由中兴到华为的技术封锁上升到国家实力层面，涉及到“修昔底德陷阱”。“断供”等技术封锁超越经济层面，指向国家实力之本。第二层面的潜台词是，国家实力强弱交替背后的文明，这就是第三层面的“结构性问题”。
结构性问题进一步针对中国的立国之本。关键是，在全球化时代，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是国家，还是公司？在全球化中，中国的国家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美国虽然主要是公司作为参与的主体，但贸易逆差显然是在国家层面。特朗普启动301调查，针对华为的措施，也是一再动用国家机器。在中美两个国家的背后，国家利益之争和意识形态差异正在导致科技路径分裂。
任正非在一次访谈中回答英国记者说：“华为不需要与中国政府对话，对话就是上了特朗普的当。特朗普想让中国用一些利益来换取华为生存，中国政府凭什么要把利益给美国来换华为生存呢？所以，我不希望跟中美贸易捆在一起，相信我们会打赢。”[6]
英国脱欧虽非直接起因于贸易摩擦，但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巨大作用清晰可辨，由此必然影响欧洲和英国的科技路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当下日韩贸易纷争，背后依然是国家利益。韩国的科技路径或将面临重大变化。
中国这样的大国科技路径的变化将带来世界性的影响。如当年总理所言，所有的事项一旦乘上13亿，几乎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从科技和客观的角度看，供给，需全球市场消化；需求，对于任何供给方都是挡不住的诱惑；自身拥有“完整产业链”，貌似可以自己玩，而其他所有的科技路径几乎都绕不过去。从文明和主观的角度，中华民族具有巨大的韧性和忍耐力，还要加上当下国人令人罕见的致富欲望。当中国以“举国之力”做一件事，各国或许不得不举世界之力应对。
对此，中国和世界都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就世界而言，没有相应的规则来约束如此之大国及其灵活性，欧美为此要求改革WTO，例如美国提出的《一个无差别的WTO自指定的发展状态导致体制的边缘化》；而中国，也感受到来自世界的前所未有之压力。
经济上的考量。虽然形形色色的个人、公司，乃至国家，需求层次的高低不一，价值观各异；但是对利润的追求普遍适用，“利益尤可贵”，这就是资本的逐利本性。
随着这些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由单纯的招商引资和世界工厂，逐步同时成为投资方和世界市场。在贸易摩擦中，美国两党和朝野难得达成一致，有人表示，绝不相信中国把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甚至彻底消除后，美国企业家会为了所谓中美之间的价值、信仰和制度的不同，拒绝到中国卖东西，甘愿看着日本和欧洲的企业在中国市场赚大钱。[7]美国企业无法拒绝中国经济的规模和未来发展的潜力。资本和技术的逐利性就会把美国的资本和高科技企业推进中国市场。
虽然如此，中国毕竟不能把牌押在随机的资本逐利性上；再说，资本、公司也受到国家的管辖，譬如联邦快递对华为邮件的处理。曾经认为，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是“坏也坏不到哪去”的依据，然而随即发现压舱石“滚来滚去”，反而成为不稳定因素。前不久，居然还有人以为，大豆可以成为中美关系的“公约数”。[8]大豆贸易可以沟通两国关系，然而买卖双方都可以轻易替换，故不可能成为纽带，更不可能成为公约数。日韩经贸关系也说明了这一点：类似大豆或半导体的原材料这样特定的贸易关系，绝不是什么公约数，一旦有事，就会沦为政治的工具。
科技发展的融合因素。可以从科技整体、IT的特点，以及产业链等三方面来理解。
（1）科学以往的发展超越文明的冲突，并将继续以一以贯之的规律、精神和规范超越并弥合科技路径的分裂倾向。
其一，科学之“向上”建立在较低阶梯，基本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命运动的基础上，基本物理运动等低级运动形式对于所有人是一样的，从而在本体论上为高层个性化的意识运动奠定共同的地基。
其二，认识论上的“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亦即本体论上科学的“扩展”。“扩展”有其共同的出发点，“第二条道路”始于共同认可的“抽象的规定”。扩展、发散、嵌入、语境，都可以在非嵌入编码知识这一共同的地基上彼此理解与兼容。“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等走过了头。
其三，更重要的是科学活动所培育的科学精神和规范，这种精神和规范不仅延伸到今日，而且扩展到技术领域，其主要标志是自由软件运动和开放源代码，体现了默顿规范中的公有主义和无私利性。科学技术与规范在今日已扩展和提升为自律与包容、协作与创新。科技一体化，原本利益捆绑的技术也会受到科学无私利和知识公有的影响，其典型就是自由软件运动。
其四，一件科技黑箱只能满足人的有限需求，然而人的需求综合且彼此相关，因而必然要求科技黑箱之间彼此兼容，适合更多语境，以及可以配套更新，从而形成技术生态。
（2）IT的特点。开放源代码同时还体现了IT的特点。与其他技术不同，IT显示了以下特点。
其一，由封闭到开放（源）。信息具有渗透性和共享性。前者意为可以从任何事物中提取信息，后者意为不同的事物可以接受同种信息，可以将信息输入到任何事物中去组织其物质、能量等要素。信息的渗透、传输与共享是有条件的，只可能发生于彼此开放的事物之间。所以，开放是由IT的本质所决定了的。
微软一开始胜过一度辉煌的苹果公司，在于其系统的开放，但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走向封闭，斥责开放源代码运动及Linux是违背商业规则的“癌瘤”。正是基于开放源代码的精神，Linux将操作系统及应用软件层提供给用户，“源代码谁都可以看到”。微软的竞争对手通过开放步步壮大。
IBM在研发PC机的过程中没有申请一项专利，将全部技术标准和规范向业界开放，为PC的普及应用创造了条件。由阿帕网到因特网的一步步发展过程也说明了这一点。
反过来，封闭走向停滞。根据耗散结构理论，开放是要素、系统从环境中吸取负熵以使自我得到进化的必要前提。国外许多大公司采用了公司间“代码共享”策略，以期获得双赢。自由软件（尤其是Linux）开创市集模型Bazaar的软件开发模式。在成百上千程序员热切而专业的眼中，错误是浅显的，结果是更加高速、健壮和完美的软件。相反，“教堂模型cathedral”开发模式，源程序被锁定在一个保密的小范围内。错误和编程问题狡猾、阴险、隐藏很深，几个月仔细检查，也未必能都挑出来。最后还是没有得到完美的版本。[9]
不同主体处于各自独特语境，具有形形色色需求和价值判断，必须开放知识，由此才能吸纳和兼容更多知识，面向更多需求。“开源”，意味着得到更多知识的支撑，能接受更多的审视和批判，因而在整个知识体系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技术生态要求开放，容错，不求完美。一项技术对其他技术支持越多，得到其他技术的支持也越多，不仅商品遍及世界，而且在全球范围获取创新要素。相反，工业技术的特点则是封闭、追求完美和不容许错误。
在此意义上，有人认为，撼公司易，撼“开源”体系难。[10]与开源体系对垒，几乎等同于与全世界作战，甚至包括自己。要挑战一个成熟的“开源”体系，先要自己成为“开源世界”。[11]
其二，信息技术的“外部性”。IT的应用面越广，用户的效益也越好，对物质资源消耗的比例越小，厂商的利润也越高，这是“赢家通吃”的缘由。互联网的效用与节点的平方成正比。供应链的各方，进而供给方与需求方，经由互联网彼此融合，进而相互赋能。因而在“互联网+”的情况下，最后的“赢家”不是一家公司包打天下，而是众多公司与个人的集成与融合。
任正非在最近谈到，全世界都有很多小公司，特别是欧洲有非常多。如果没有一根线把珍珠串起来做项链，就没法增值。如果我们实施开源，允许珍珠在开源体系中连接起来，就可以把这些珍珠的科学价值分享给全世界人民，放大了商业效果，对英国、欧洲振兴有好处，对全世界振兴都有好处。[12]
中国和英国、欧洲存在的问题是自己没有平台，在创新上都是单个的。鸿蒙开源，是对英国、欧洲创新的支持，对中国创新的支持，对全世界小公司创新的支持。而且鸿蒙有低时延的特征，有可能让人们获得更好的体验。华为就是把珍珠串起来的那根线，前者指原始创新，后者指原始创新的商业化，直至“最后一公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原始创新与最终应用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美国多有原创，中国重在商业化。原创固然重要，如果没有随后的商业化，一来得不到用户的反馈，未来发展方向不明，二来缺少进一步发展的资金支持。中美如果在0～1和1～100二者之间达成某种利益共享的契约关系，在这一环节携起手来，有望部分改善眼下科技路径的分裂倾向。
有必要指出，同样是“1～100”，实际上有所不同。关于两套“5G”和两个市场，大致是爱立信与发达国家市场，以及华为与“一带一路”沿线和发展中国家市场，主要是中国市场。就市场的影响而言，有质与量两个因素，“量”是购买力。仅就人口而言，后者居多，但经济实力显然发达国家领先，因而可能迭代更新的周期短，反过来对爱立信的支撑就更大。
相比之下，“质”的影响更为重要，具体指消费者的体验和对供给方的反馈。发达国家消费者的体验显然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其一，在西方个人本位的语境中，消费者具有较强维权意识，容不得商家说了算；其中还有一个特殊性，即重视个人隐私。其二，在马斯洛需求层次上，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位于较高层次，反馈多在精神层面，故而具有多样性，易于发生随机涨落，成为创新的源泉。
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其一，消费者维权意识相对较弱，保护隐私的意愿不强烈，商家可以更多自行其是。其二，在需求层次上位于较低层次，具有更大的同一性，缺失随机和非线性，加上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易于发生“近亲繁殖”。
发达国家固然离不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庞大市场，而发展中国家更离不开发达国家规则严谨、需求高端clash官网地址下载、多样和变化的市场。
什么是公约数。究竟什么是中国、美国与世界，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公约数？其一，利益。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即使在共同的价值观体系内，英国因利益分歧脱欧。特朗普当选，从意识形态“政治正确”回归利益，随后一次次的退群更是赤裸裸唯利是图。大豆或半导体材料等特定贸易，因为可替代和存在众多竞争者，也不可能是公约数。但是考虑到另一些情况，中国发起的亚投行，G7中五国参与，利益均沾。“一带一路”建设，随着“第三方参与”，发达国家的立场软化。这就意味着，广义而不限于经济的利益，在一定场合可以成为国际关系的公约数。不仅如此，利益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创新和技术发展的动力，其典型是比尔盖茨对自由软件运动的立场，同样具有众多拥趸。
其二，合规。[13]从反腐败专项合规扩展到包括竞争规则合规（反垄断），金融规则合规（反洗钱），贸易规则合规（遵守出口管制以及经济制裁之规），以及数据保护、知识产权合规等全面合规。合规成为企业参与全球竞争必须跨越的门槛，成为企业重要的软实力。放大到国家层面，同样需要“合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提出“与国际接轨”，加入WTO后遵循相关的规则。
利益可以出卖，出尔反尔，只适合于特定场合；规则高于利益，在空间上普遍适用，在时间上适用于整个有效期。规则是国际关系的公约数。然而在客观上，规则总有漏洞，在主观上，总有人钻漏洞，或破坏规则，“扛着小锄挖墙脚”。[14]有必要建立更高层次的公约数。
针对前文述及的“开源”，业内人士认为，一个完整开源“生态”的建立，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还涉及到历史、文化、法律甚至价值观。建立“开源世界”，需要更好的技术积累和法律保护机制，更开放的包容体系，对原创知识产权的虔诚尊重，更长时间的文明沉淀，在价值观上成为“世界中心”。本文写作中，欣闻华为正式发布“鸿蒙”操作系统并宣布开源。值此多事之秋，鸿蒙成功与否，在于其技术层面方便好用兼容clash of clans修改，利益均沾；在于其符合市场经济和互联网时代的规则；以及在于其遵循的价值观。规则是信任的基础，价值观是信任的核心。
科学技术，既是往日超越社会纷争的主线，又是后现代分化之因，还是弥合分裂走向未来的源泉。科学，以及按科学方法所得到的非嵌入编码知识，放之四海而皆准。科学认识两条道路转折点“抽象的规定”是分化的共同出发点，是各条路径得以追根溯源，彼此理解和兼容的钥匙。科学活动所形成的精神和规范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科学技术不仅是“用”，而且是“体”。科技，为其前沿中的“文明冲突”，提供了一条解决之途。
由于各国在科技发展上所处的阶段不同，对科技的认识不一，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各异，利益纷争，以及文明冲突挥之不去，因而必将从不同角度持续影响科技发展的路径。公约数只是基础，如果没有“公倍数”的引领，各国科技的发展路径依然可能发生分裂。
开源一开始自由，未必永远自由。渗入了公司的利益，谷歌的Android可能是沾着蜜糖的诱饵；受到国家利益掌控，可能成为特朗普政府“长臂管辖”的一部分。
不计代价把是否实现“自主创新”作为单一或者最重要的目标，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便在贸易摩擦和断供背景下也是如此。自主创新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作为手段，市场的作用更大。[15]“华为本来就开放思想，不打算走自力更生和封闭的道路。即使研究出来，也会采取1+1政策，购买别人的一部分器件。有一定弹性。我们渴望世界开放。前提是有实力，如果我们没有实力，别人说不开放，我们就死掉了”。[16]鸿蒙向世界开放。IBM大中华区董事长陈黎明的观点是，自主创新绝不应是自己创新。[17]
树欲静而风不止。全球化停滞不前，而逆全球化却甚嚣尘上。有人认为，今后可能是“半球化”，各国都不再享受全球化红利，大致形成美（美洲、英、澳、日）、欧（英、澳、日、南美），中（亚非拉、日韩），各据有半球（1/3）的产业链。
对于未来的科技路径，一种观点认为，假如将来出现两种以上的超级人工智能系统，也就是相当于存在两个上帝，其结果有可能非常惨烈，战争的可能性将远远大于联合的可能性，其中的道理类似于两种一神教难以相容。[18]
科技与文明构成由物质到精神谱系的两端。这里的“两端”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方面，科技之超越文明，进而为“文明的冲突”提供公约数，在于科技是所有文明在物质上的共同基础。在谱系的精神一端，如果“文明冲突”的各方执意而为，依然可能导致科技路经的分裂。
另一方面，科学精神与规范，IT的特点、互联网的开放、共享、赋能，意味着科技又处于谱系的精神层面；而“文明冲突”各方对金钱和权力，一言以蔽之，对各自利益的渴求，相对而言处于谱系的低端。对利益的追求既是科技发展的动力，也是科技路径分裂的源泉。
“只有一个地球”，人类拥有同一个自然界。所有的技术产品，所有的科技黑箱共同构成了人类学意义的自然界。人类是否会不得不接受一个分裂的人类学意义的自然界？
科技从物质上为人类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地基，在精神上提供人类彼此理解和兼容的明灯，人类需要不同文明的相向而行与融合。
（本文系2019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江苏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及其发展路径研究”和“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防范化解高校意识形态重大风险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019SJZDA126、19SZB-024）
[4]朱颖：《全球化阴暗面依赖关系武器化》，。
[17]《IBM大中华区董事长陈黎明：自主创新绝不应是自己创新》，新浪网，2019年8月17日，。
[18]赵汀阳：《人工智能革命的近忧和远虑》，《哲学动态》，2018年第4期。
吕乃基，东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导，东南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主要著作有《科技革命与中国社会转型》《科学与文化的足迹》《科技知识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