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英国殖民统治者打败富尔素丹国军队，此后逐渐将达尔富尔和平地并入苏丹疆域。然而，受早期撒哈拉贸易和地缘邻近等因素的影响，达尔富尔与利比亚的经济联系比与尼罗河流域的联系更为紧密。一千年前，撒哈拉沙漠便经由骆驼商队沿贸易路线贩运盐并换取非洲的奴隶和象牙，这些贸易路线沿着撒哈拉沙漠的南部边界延伸开来，将乍得、利比亚、达尔富尔和北非的萨赫勒国家连接起来。今天，在达尔富尔的露天市场上，遍布来自的黎波里和利比亚海岸的商品，比来自喀土穆和苏丹港的商品还要多。历史上的商贸联系，为后来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政府在达尔富尔拓展影响奠定了基础。
1969年9月，年仅27岁的年轻军官卡扎菲（Muammar Gaddafi）领导政变，推翻利比亚国王伊德里斯一世（King Idris I）的统治。卡扎菲属于贝都因阿拉伯部落，上台后废除利比亚君主制，建立了利比亚阿拉伯社会主义共和国。卡扎菲在统治利比亚的几十年里，模仿埃及纳赛尔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并将革命领袖切·格瓦拉（Che Guevara）视为榜样。执政初期，卡扎菲资助世界各地的激进分子，试图用暴力颠覆敌对国家的政府。比如，1974年卡扎菲公开呼吁暗杀苏丹总统尼迈里，武装和资助反对尼迈里的政变。1977年7月卡扎菲领导利比亚政府发起对埃及总统萨达特的暗杀活动，导致埃及军队入侵利比亚领土（即“沙漠之战”）。此外，据称卡扎菲还在1982-1990年间发动多次针对乍得总统哈布雷（Hissen Habre）的暗杀行动。
为增加利比亚在非洲统一组织（后来的非盟）中的影响力，卡扎菲利用利比亚的石油财富帮助非洲穷国支付组织会费，由此在非盟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卡扎菲（1969-2011）在执政的42年里，寻求扩大阿拉伯种族和文化影响力的外交政策，对达尔富尔的事态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卡扎菲试图建立一个横贯非洲的利比亚帝国，实质上是一个包括乍得和达尔富尔的北非势力范围clash分流。卡扎菲向南部邻国渗透利比亚影响范围的愿景，与历史上利比亚与达尔富尔和乍得的商贸联系不无关联。历史上的商贸联系加上卡扎菲扩大利比亚影响力的外交政策，使得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政府拥有了对苏丹达尔富尔冲突的特殊影响力。卡扎菲利用石油收入在沙漠中修建公路，推进既有商路的现代化，希望借此将利比亚的影响力向南方地区渗透，把达尔富尔纳入利比亚的势力范围。这也是卡扎菲在达尔富尔冲突进程中比历届苏丹政府拥有更大影响力的原因之一。卡扎菲用金钱、武器装备，支持达尔富尔地区的武装。
此外，卡扎菲的外交政策也直接影响了达尔富尔的事态发展。卡扎菲曾多次干预乍得，企图推翻托姆巴巴耶（Nhartha Tombalbaye）总统，托姆巴巴耶来自信仰基督教和万物有灵论的乍得南部，接受以色列的对外和军事援助，并与前殖民国家法国建立了亲密关系。卡扎菲认为乍得应该成为一个穆斯林国家，而托姆巴巴耶作为一个非洲人，却统治着居住在乍得北部和中部地区的阿拉伯人。再加上乍得与以色列结盟，更是为卡扎菲所鄙视。为推翻或操纵乍得政府，卡扎菲刺杀托姆巴巴耶并卷入同乍得的战争。1990年，伊德里斯·代比（Idriss Deby）在卡扎菲的军事和财政帮助下夺取乍得的控制权，代比是穆斯林和科比-扎加瓦（Kobe Zaghawa）部落的成员，该部落分布在乍得、利比亚和达尔富尔交界地区，属于非洲人，自2001年以来一直处于达尔富尔反叛的前沿玩转clash订阅，但卡扎菲将其视为阿拉伯人并给予支持。
为实现自己的扩张野心，卡扎菲支持达尔富尔地区的两个阿拉伯至上主义组织，即团（Islamic Legion）和阿拉伯集会（Arab Gathering），两个组织松散地联系在一起，拥有很多共同的追随者，主张用暴力实现种族主义和阿拉伯伊斯兰至上主义的目标。阿拉伯集会是阿拉伯群体的松散联盟，旨在遏制非洲农民和牧民在北部萨赫勒地区的崛起，推动阿拉伯游牧民族向撒哈拉沙漠以南推进。受20世纪80年代中期撒哈拉沙漠向南推进和大萨赫勒地区干旱与饥荒的影响，这些人被迫南迁。20世纪80-90年代，卡扎菲组建、训练和武装团，该组织由萨赫勒的阿拉伯部落人口、巴基斯坦人和其他国家的穆斯林构成，这些人移民到利比亚，加入到卡扎菲发起的对乍得的战争。20世纪90年代被正式解散后，变成了达尔富尔的一颗定时炸弹。
达尔富尔是富尔人的家园，达尔富尔部落农民或牧民被分配了特定的土地或达尔（Dar家园）。然而，一些较小的阿拉伯部落，特别是北部地区的部落从来没有被授予土地，属于无地和贫穷的群体。随着人口几何增长和牧群不成比例的扩大，这些游牧部落面临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并引发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生存前景的恐惧。21世纪，阿拉伯集会和团的领导人领导金戈威德民兵在达尔富尔冲突中犯下暴行。加上乍得和达尔富尔自动武器的引进，导致部落冲突愈加频繁和冲突死亡人数的大幅增加。
多年来，卡扎菲一直武装并支持达尔富尔的反叛运动，当卡扎菲受到来自利比亚国内反叛力量的攻击时，达尔富尔的三个主要叛军领袖，易卜拉欣（Khalil Ibrahim）、米纳维（Minni Minawi）和努尔（Abdul Wahid Nur）纷纷前去支持卡扎菲，这是自2003年达尔富尔叛乱开始以来，三人唯一一次团结起来。他们意识到，如果卡扎菲被推翻、随后的利比亚新政府变成苏丹巴希尔政府的盟友，那么达尔富尔的反叛将很可能走向崩溃。2011年3月，巴希尔（Omar al-Bashir）与支持利比亚叛军的北约结成军事同盟，并向反卡扎菲武装提供军事援助。喀土穆将卡扎菲视为第三次达尔富尔叛乱的主要资助者和武器供应者，相信除掉卡扎菲有助于粉碎达尔富尔叛乱。
2011年8月，利比亚反叛武装占领首都的黎波里，抓获达尔富尔叛军指挥官易卜拉欣。这是喀土穆第一次看到在达尔富尔取得军事胜利的希望。2011年9月，易卜拉欣的部队成功将其解救，携带卡扎菲去世前留下的武器装备（包括地对空导弹、防空导弹以及大量现金）返回达尔富尔。卡扎菲死后，巴希尔迅速派军队封锁达尔富尔和利比亚、乍得之间的边界，试图阻止武器流入。2011年年中，苏丹边缘地区的反巴希尔玩转clash订阅。、反全国大会党（NCP）力量正式结盟，包括达尔富尔反叛力量、南科尔多凡州努巴山区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SPLM-N）希鲁（Abdul Azziz al-Hilu）派以及青尼罗州的SPLM-N阿加尔（Malik Agar）派。2011年卡扎菲政府的垮台极大地改变了达尔富尔地区的局势，为后巴希尔时代哈姆多克领导下的苏丹过渡政府解决达尔富尔冲突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